……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入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这种历史上的骤变在让革命家们为之震惊的同时，也不由地让人去深刻反省其中的缘由。

[82](四)立宪中的人权条款与人民主权原则：有名无实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本变化来看，除了与原先保持类同的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国务院、附则等章目外，另增加了法院一章以完善三权体制，此外还增加了显目的两章，即总纲与人民。但中国古代语境下的共和在具体含义上显然区别于西方，其实为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共)与实行仁政(和)的综合，本质上仍然为专制体制。民初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回避了正当性寻求这一命题，还弥漫着孙中山所秉持的军政思想。此后面临的议题，便为民国(republic)的建设问题。[119]See Maurizio Viroli，Republicanism，Hill and Wang, 2002，p.69.[120]参见萧高彦：《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14]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65页。从历史比较来看，对于共和而言，关键已不在于采取何种统治形式，而在于有限政府的确立。一是宪法为行为提供依据，而且宪法之外的其他规范无法提供评价标准。

具体而言：1.立法法第117条授予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从《军事立法工作条例》第7条的规定来看，某些军事法规有可能触及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17]，有必要在宪法层面对其进行审查。从外部视角来看，如果行为主体在作出行为时相关宪法条款的含义并无争议，但行为作出后因为政策环境变化使得对该行为的宪法评价发生变化，对此不必发文提醒。其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依据法律和法规作出判决，宪法被禁止援引为裁判依据但可以作为说理依据。五、合宪性咨询意见的性质与效力准确界定咨询意见的性质和效力是充分发挥合宪性咨询制度功能的前提。

从实质内容上看，与直接调整公民权利义务关系或国家机构职权的法律相比，针对特定问题的决定具有较强的辅助性[22]。第一类行为所指向的具体机关较为复杂，因为在立法实践中，制定一部法律规范通常要经过起草、审议和表决等关键步骤，需要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它们能否以及如何提出咨询请求需要进一步讨论。

文章以下将立足我国宪法实施与监督实践，依次对合宪性咨询的概念、功能与制度建构方法展开论述，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源。最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2条和第52条划定了有权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它们在起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提出合宪性咨询请求。为避免合宪性咨询陷入有分无名的尴尬境地[6]，有必要为其设计一套兼具正当性与可行性的程序机制。虽然该条例主要面向各级党政机关，但根据条例第40条之规定，其他机关和单位的公文处理工作也可以参照执行。

与合宪性审查这种可能引发法律后果的强形式的监督相比，合宪性咨询属于弱形式的监督。在实践中，有的法律询问答复针对部分宪法条款的理解和适用而作出[4]，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合宪性咨询的作用，但不宜把两者混为一谈。值得注意的是，实务界之所以倾向于将合宪性咨询与合宪性审查等同起来，主要是因为预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唯一的合宪性审查主体这一前提。如果在此过程中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宪法问题，就有赖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指导和帮助。

法律的审议和表决工作分别由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由于它们本身即是研究处理合宪性咨询请求的机构，进行自我咨询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也无需将其作为咨询主体。在实际工作中，其他机关有时也会根据宪法检查核对特定规范或行为是否正确、妥当[10]。

对咨询主体而言，咨询意见没有规范约束力，只是它们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以参照适用的一种意见和观点。从内部视角来看，如果行为主体对宪法的理解在解释学层面是可行的，但事后审查机关认为应当选择另外一种同样可行的理解方案，这在本质上属于不同机关之间的合理异议，可以不附带指导意见。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有权机关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备案审查的行为。过度咨询则是指咨询主体为了确保对宪法的理解和适用绝对正确，不加区分地把所有宪法问题都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由此形成沉重的审查负担。（一）产生合宪性咨询请求的两种情形根据宪法与相关行为的关系，可以将产生合宪性咨询请求的情形归纳为两种。行为主体在作出相关行为之后，可能会因为有备必审的要求或者因为被公民、社会组织或其他国家机关认为违反宪法而接受事后审查。最后，为了充分发挥咨询意见的指导作用并向社会公众普及宪法知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咨询意见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在具体操作上，如果法律规范在备案过程中被备案机关发现没有及时提出咨询请求，可以由备案机关发文给规范制定主体，同时要求其转发给起草和审议机构。

如果事后审查机构认为，导致违宪结果的问题属于应当提起合宪性咨询请求的事项，就可以在作出审查决定的同时向行为主体发出指导意见，提醒行为主体遇到类似问题应当事先通过合宪性咨询程序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见。第二，对作为咨询对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有助于更加规范地指导其他机关实施宪法，维护宪法统一适用。

咨询主体包括在行使职权时需要以宪法为依据或底线的各类机构，它们享有对是否提出咨询请求的裁量权，由此可能出现咨询不足与过度咨询的问题，可以通过事前引导与事后监督加以应对。本文便是在此方向上的一种尝试。

第三，合宪性咨询的咨询主体除了制定和监督法律规范的机构，也包括其他非立法行为主体。第三，为咨询主体和咨询对象搭建对话和学习通道，推动宪法发展。

第一，对作为咨询主体的国家机关而言，有助于及时解决合宪性疑问，降低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成本。有的实务界人士认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在起草制定过程当中，可以向有关方面，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咨询，其正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及有关制度设计是否合乎宪法，再由有关部门作出相应答复，从而建立起畅通的咨询渠道。对象全覆盖是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另一个突出特征，除了各级各类法律规范，某些不具有立法性质的行为也要直接依据宪法而作出[12]，它们同样有可能产生合宪性咨询需求。2.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通过制定监察法规履行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的职责。

合宪性咨询不仅被视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要机制[1]，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起草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过程中，也会就如何理解和适用宪法有关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咨询[2]，这意味着合宪性咨询已经在各个层面对我国的宪法实施与监督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宪法没有直接为行为提供依据，但可以被用来展开说理论证或者进行规范评价。

尽管如此，咨询意见可以引导其他机关尽可能正确地理解和适用宪法，巩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为其日后作出正式的宪法解释积累素材。合宪性咨询是指特定主体在依据宪法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如何理解与适用宪法存在疑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咨询请求并由其作出答复的行为。

此外，咨询请求不能过于宽泛，而是要明确指向特定宪法条款，即便没有直接相关的宪法规定也要清楚描述其所指向的宪法原则或精神。其他机关在对照宪法进行初始审查时，可能对相关宪法条款的含义产生疑问，产生合宪性咨询需求，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检查核对并作出答复。

[3]为了使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依宪治国的生动实践，应当以科学方法建构合宪性咨询制度，提高我国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的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为了及时回应实践产生的立法需求，国务院可以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条件下直接诉诸自身享有的宪法职权，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做出决定和命令[15]，在此过程中要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对于通过初步审查的咨询请求，进一步研究处理并拟定咨询意见。如果人民法院希望通过援引宪法增强判决书的说理力度但又对相关宪法条款的含义把握不准，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咨询请求。

理由在于，如果要求咨询主体必须适用咨询意见，会形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咨询主体共同行使职权的外观，这不仅意味着咨询主体职权的完整性被破坏，在出现问题需要追责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责任不清的局面。但是，缺少规范约束力并不妨碍咨询意见可以在事实层面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咨询主体完全有可能基于现实而非规范层面的考量选择接受咨询意见。

事后监督是指对于行为主体应当提出咨询请求但没有提出而又经合宪性审查被认定为违宪的情况，可以由合宪性审查机构予以提醒。一方面，咨询主体提出的宪法问题未必都需要在宪法解释层面解决。

可以预见，为了避免自身行为在可能的事后审查中被认定违宪，除非咨询主体能够提出正当理由，比如咨询意见赖以成立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否则将不会轻易背离咨询意见而选择其他宪法理解方案。从这两方面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建立三重过滤审查机制处理各类咨询请求。